[60]吴文灵：《作为公法社团的高等学校———兼论高等学校的行政主体资格》，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111页以下，对大学等的行政主体属性提出疑问，主张应采用公法人概念。

不同的民法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这一定的社会条件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形式和表现，或言之，民法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就是民法社会与其他社会的关系，亦即一种文化与另外的全部社会文化的关系。这种能力根本是人类在社会条件下共同获得生存条件的能力，即一个既要自己生存又要不妨害他人同样生存的能力，而这种社会能力的获得是以人们遵守共同的行为规则为条件的，就像在一条马路上同时行驶的不同车辆，必须共同按照一定的秩序行驶并且相互接受和给予对方通行的条件，否则大家就会相互碰撞并拥挤到一起，最后谁也行走不了，结果是把通路变成了一条死路。

  内容提要: 法律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法律文化产生不同的法律或者法律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或者法律文化的发展。即使具体法律规则已经形成，它们仍然会继续从其他文化因素（像所有文化因素那样），以及生活本身吸收新的成分，形成它们新的内容和形式。对文化类型的了解（无论是否联系具体制度），可以使人们估价传统的持续，并预见可能的变革形态。这样，我们就构建了法律文化的系统：法律精神文化是法律文化的根本—法律精神文化通过一定的思想观念形式表现自己，并通过一定的法律制度文化和法律行为文化的形式转化为具有一定现实效果的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秩序。法律规范是它们构造方法的最强有力的支撑。

为什么对于同一部或者一类法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施行的情况与30年后的今天会有很大的不同，不论是民意的支持和认同的程度还是人们对它自觉遵循的效果，都有了历史性的进步，这同样有着法律文化因素变化的作用和影响。认识民法和民法的精神构造，离不开对民法进行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并通过不同文化现象的影响与作用进一步认识民法及其精神构造。不过，法律文化之间的替代与改变，并不是以一国法律文化代替另一国的法律文化。

[21]作为可替代或可改变的法律文化，是没有国籍或国界可言的，也并不能专属于某一个国家或人类共同体，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以谁为代表的或者是某一传统或源流的法律文化，而不能说是属于谁的法律文化。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条件下为维护共同的生存基础而相互协作的产物。具体说，民法文化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以自然正义为本源，以政治民主为前提，以平等自由为条件，以个人权利为内涵的一种社会群体性心理、认知、评价、思想以及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的总和。法律不是作为一个规则体，而是作为一个过程和一种事业，在这种过程和事业中，规则只有在制度、程序、价值和思想方式的具体关系中才具有意义。

[4]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法治或者法律文化建设，在根本上是多元综合的，要建立法律精神、法律制度与法律行为在本质上统一的法律文化，但这永远是一个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过程或者事实。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形式的一部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之间的关系总是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是协调一致的，相反，它们之间却可能存在着不一致或者很大程度上的差别性。有学者将广义理解的法律文化作了概括。[7]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法律或者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既会从外来文化中吸取营养，也会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因素，问题在于吸取或者保留什么以及什么主导着文化的发展方向。  出处:《法治研究》2010年第8期 进入专题： 法律文化 民法文化 。

对法律特别是其社会作用的认识，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法律认识，而只能是在法律文化意义上的把握和考察，而法律的发展和完善也只能在法律文化进化的意义上才能完成。关于构造方法，我们意指联合体中的那种规则—根据该规则，联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被分配以相应的地位（不管是统治的还是从属的）和职责。法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而社会的发展也意味着法律的变化，不仅如此，法律的变化还是社会发展的条件。[1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64页。

认识民法和民法的精神构造，离不开对民法进行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并通过不同文化现象的影响与作用进一步认识民法及其精神构造。尽管社会秩序是由包括法律调整手段在内各种社会规范形式构建的，但是在社会秩序的构建中，民法文化起到了核心和根本的作用。

有什么样的民法精神构造，必然有什么样的民法文化这是以激励作者为目标的著作权法制的基本要求，如此可使善意相对人免于麻烦甚至灾难。

[9] [英]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18]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如在1732年的Webb v. Rose案[35]中，法官布莱克斯通就明确指出，人们对其创作享有原始的和自然的权利。[34]同时代英国普通法中的一些判例中也有关于劳动理论和自然权利的表述。一般来说，看待事物有三个角度，即其是否存在。简言之，为了追求法律的稳定性，法官不能自由地创设新规范来否定原来立法者的价值判断，相反，他必须将个案的事实涵摄于既有规范之中，基于形式逻辑（即司法三段论）得出裁判结论。

[37]这种基于劳动产生财产的自然法思想在整个十八世纪的欧洲都占有统治地位，为知识产权的确立与证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价值判断则是在事实基础上，对不同利益做出妥当安排。

[45] [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359页。最高法院最终以四比二维持了一审判决。

加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可见，至少在立法上，并不存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益不受保护的问题。个人有权或无权拥有物品的事实是不能被人见到、听到或摸到的。

而伦理却是价值偏好，其不可能具有科学统一的判断标准。[35] 1 Black. W. 330-331, 96 Eng. Rep. 184 (1732). [36] 4 Burr. 2303, 98 Eng. Rep. 201 (1769). [37] 4 Burr. 2303, 2338,2345,98 Eng. Rep. 201, 220, 224. [38] 33 U.S. 591 (1834). [39] 29 F. Cas. 862, 867. [40] Wheaton v. Peters, 33 U.S. 591, 658. [41] Wheaton v. Peters, 33 U.S. 591, 698. [42] 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12]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智强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5] 针对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批判之声，可能最多的来自部分新实用主义学者，如杜威认为错误地将科学与伦理学进行二分的根源就在于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并进而指出，道德科学的公设是科学判断的连续性。

[23]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43-47页。皮特思则加以否认，认为韦盾的判例汇编并未履行1790年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向国务卿缴存图书样本的前置要件，而美国当时又不存在所谓普通法上的著作权，故韦盾判例汇编不受法律保护。

而只有在严格依法裁判会导致重大不公平时，才能通过解释与论证来改变法律固有的价值判断。申言之，客观事实不能推出唯一价值，这正是休谟定律的要义。

[7] 程仲棠：《拒斥事实与价值的混淆》，载《学术研究》2004年第3期。不能一般的讨论价值，价值有赖于情境。

由大法官John McLean撰写的多数判决并不否认作者对其手稿可主张普通法上的财产权，但一旦作品出版则不能主张永久性的财产权利，因为作者的劳动通过手稿之转让或出版已获得应有回报，而永久性著作权保护不利于知识的进步和公益的保障。[44] 参见[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刘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315页。休谟定律并不是说从事实中无法得出价值，而仅仅是说从事实中无法得出唯一的价值。  【摘要】作为认识论的基石性定律，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基本内涵是：事实与价值分属两个领域，事实问题以客观标准验证某一事物是否为真。

[22]为了缓解法律规范与社会变化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立法者便在法律中创设了若干项高度弹性化的原则。凯尔森早就批判过这种权利先于法律存在的观念，他指出： 现象的法律本质不是用感官可以感觉到的。

简言之，价值判断总是随着情境的变化而变化。在主审法官Hopkinson看来： 公众经由其代表授予作者某种特权或权利，同时为保护此种权利的实现而规定某些惩罚或救济措施以禁止他人的侵害，但是善意和不知情的第三人也应有权知晓此种权利或特权的对象和范围从而不致无辜卷入诉讼或遭受惩罚。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说：人的显著特征就在于他有着丰富、微妙、并且多种多样的本性。一些学者过于强调权利之法定，[46]对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官造法现象提出了批判，却忽视了法律对尚未上升为权利之法益的保护。